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完成（软性的法律与规则不在此列），也就是说提供国民福利的核心后盾是政府税收。虽然表面上富裕阶层的赋税负担或贡献要大于普通国民，穷人纳税额少，但是福利受益人群中多数社会成员的成长与发展最终会转化为经济产出、和谐秩序等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好事情；再者现代国民福利项目支出的主体内容论其本质也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储蓄转移或预支而已，前者主要针对正在劳动的或退出劳动者行列的人群，后者主要针对尚未形成现实劳动力的群体（主要是婴幼儿、学生），只有很少的部分才属于社会对能力低下或缺乏者纯粹的救济性照顾。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尽管这种制度安排体现出浓厚的人道主义风格，但更多地立足于富裕者、贫困者两大阶层及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的补偿和协调。实际上即使是纯粹的人道救助也并非没有经济价值，因为这种高尚的“非经济”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外部性，必然将促进和凝聚社会团结，也会带来其它的经济收益。

跨越经济学的局限性来看待福利，我们可以如此认为：福利的社会学价值在于改变了社会成员的分层状况与自然分布状态，其政治意义是带来或造就了社会安定。从经济角度考量，福利具有明显的投资特征，而且是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生产性投资”，这种国家组织的投资本质上属于直接促进民生幸福的消费行为，与中国政府习惯的政府投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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