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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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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10-14 10:06:27

其三,古典官僚制中权大于法,腐败横行。现代官僚制有很多弊端,但是比起古典官僚制来,却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即事事依法而行,强调非人性化,很难产生腐败。但在古典官僚制下,恰恰是依权而行,官大即有理,有关系比什么都重要。这就导致:第一,官僚腐败,超过法定限度剥削百姓。作为国家的所有者,皇帝是知道不能涸泽而渔的。因此,往往用法律、规则等明文规定税赋、劳役的限度,力求将剥削控制在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围内。但是,法律规定在执行的时候往往会打折扣,结果就是剥削越来越重。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例子:明朝弘治皇帝问兵部尚书刘大夏:“朕好几次任用你,你都以病推脱,这是为什么呢?”刘大夏回答道:“臣老了,确实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计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才推辞。”皇帝追问:“你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皇帝又问军队的情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皇帝又奇怪了,问道:“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有补贴。为什么会穷困呢?”刘大夏回答道:“军队的将领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从这个问答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法律法规根本没有能够切实执行。第二,官僚们大量侵吞国家财富。官僚们在从老百姓手里掠夺财富的同时,也将目光盯到了皇帝和国库,以各种方式贪污公款成为一种常态。皇帝用钱哪儿有数啊。明明五百块钱一个的杯子,你告诉他你是花五万块钱买来的,他就给你五万块,反正他也不在乎这点儿钱。所以皇帝的钱最好贪。比如清朝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等人以连年旱灾为名纳捐赈灾,然后将纳捐的钱中饱私囊,整个甘肃省的官员几乎全部都从中得了好处。后来陈辉祖在查办此案的过程中,又将查抄的王亶望家的财宝贪污了一部分。最初皇帝们对贪污行为是严厉打击的,但后来都无一例外的大大放松处罚。比如,北宋初年贪污满五贯(约合人民币一千元)就要处死;到宋真宗时,不杀头了,改为发配充军;到北宋末年,甚至已经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只给一个行政处分“去官勿论”。为什么执法会逐渐放宽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大于法,皇帝可以法外开恩,总有经不住三姑六舅们求情的时候。结果,一旦开了先例,那就绝不可能刹住车,只能日渐宽松。于是贪污的官员越来越多,贪污数量越来越大,到最后就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第三,官僚队伍内部拉帮结派,以权谋官。按照彼得原理,在官僚制组织中,很多职位都会被不合格的人占据。在古典官僚制度中,不合格的人更多。从进入官僚队伍这个方面来看,最初是靠官员推荐,即所谓举孝廉、选秀才,结果后来就有人嘲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后来出现了科举制,情况稍好一些,但是也存在请托横行的时候。比如唐朝中期以后,科举考试基本上就是凭关系,甚至还没开考,成绩就已经定下来了。从官僚的提拔上来看,则主要由领导说了算,不少人凭借巴结、贿赂上级或权贵得以升官。比如明朝正德时期,右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刘宇给当权的大太监刘瑾上万两银子,结果立即就成了左都御史(由副转正了)。官僚队伍中很多人不合格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中国古典官僚制下由于关系、背景之类的因素在官僚们的录用、升迁过程中影响巨大,因此官员们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必须“跟对人”。这就造成,当官员们对于政务的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极其容易出现截然对立的几派,形成党争。他们争的内容五花八门,小到皇帝如何称呼自己的生父(明朝的大礼议),大到对外是战是和。由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一个派系的成员之间通常互相帮扶、谋取官位。而对于非自己派系的官员,则尽力排挤。一派当权,反对派必然是尽数被贬逐,甚至被杀害。比如秦桧以“莫须有”之罪杀岳飞。一些不愿卷入党争的官员,往往也是几面不讨好。比如苏轼,无论新旧两党谁当政,都不用他。党争一方面导致一大批有能力的官员无法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导致政府内部动荡不安,政策没有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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