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10-14 10:06:27

其三，古典官僚制中权大于法，腐败横行。现代官僚制有很多弊端，但是比起古典官僚制来，却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即事事依法而行，强调非人性化，很难产生腐败。但在古典官僚制下，恰恰是依权而行，官大即有理，有关系比什么都重要。这就导致：第一，官僚腐败，超过法定限度剥削百姓。作为国家的所有者，皇帝是知道不能涸泽而渔的。因此，往往用法律、规则等明文规定税赋、劳役的限度，力求将剥削控制在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围内。但是，法律规定在执行的时候往往会打折扣，结果就是剥削越来越重。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例子：明朝弘治皇帝问兵部尚书刘大夏：“朕好几次任用你，你都以病推脱，这是为什么呢？”刘大夏回答道：“臣老了，确实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计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才推辞。”皇帝追问：“你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皇帝又问军队的情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皇帝又奇怪了，问道：“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有补贴。为什么会穷困呢？”刘大夏回答道：“军队的将领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从这个问答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法律法规根本没有能够切实执行。第二，官僚们大量侵吞国家财富。官僚们在从老百姓手里掠夺财富的同时，也将目光盯到了皇帝和国库，以各种方式贪污公款成为一种常态。皇帝用钱哪儿有数啊。明明五百块钱一个的杯子，你告诉他你是花五万块钱买来的，他就给你五万块，反正他也不在乎这点儿钱。所以皇帝的钱最好贪。比如清朝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等人以连年旱灾为名纳捐赈灾，然后将纳捐的钱中饱私囊，整个甘肃省的官员几乎全部都从中得了好处。后来陈辉祖在查办此案的过程中，又将查抄的王亶望家的财宝贪污了一部分。最初皇帝们对贪污行为是严厉打击的，但后来都无一例外的大大放松处罚。比如，北宋初年贪污满五贯（约合人民币一千元）就要处死；到宋真宗时，不杀头了，改为发配充军；到北宋末年，甚至已经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只给一个行政处分“去官勿论”。为什么执法会逐渐放宽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大于法，皇帝可以法外开恩，总有经不住三姑六舅们求情的时候。结果，一旦开了先例，那就绝不可能刹住车，只能日渐宽松。于是贪污的官员越来越多，贪污数量越来越大，到最后就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第三，官僚队伍内部拉帮结派，以权谋官。按照彼得原理，在官僚制组织中，很多职位都会被不合格的人占据。在古典官僚制度中，不合格的人更多。从进入官僚队伍这个方面来看，最初是靠官员推荐，即所谓举孝廉、选秀才，结果后来就有人嘲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后来出现了科举制，情况稍好一些，但是也存在请托横行的时候。比如唐朝中期以后，科举考试基本上就是凭关系，甚至还没开考，成绩就已经定下来了。从官僚的提拔上来看，则主要由领导说了算，不少人凭借巴结、贿赂上级或权贵得以升官。比如明朝正德时期，右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刘宇给当权的大太监刘瑾上万两银子，结果立即就成了左都御史（由副转正了）。官僚队伍中很多人不合格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中国古典官僚制下由于关系、背景之类的因素在官僚们的录用、升迁过程中影响巨大，因此官员们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必须“跟对人”。这就造成，当官员们对于政务的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极其容易出现截然对立的几派，形成党争。他们争的内容五花八门，小到皇帝如何称呼自己的生父（明朝的大礼议），大到对外是战是和。由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一个派系的成员之间通常互相帮扶、谋取官位。而对于非自己派系的官员，则尽力排挤。一派当权，反对派必然是尽数被贬逐，甚至被杀害。比如秦桧以“莫须有”之罪杀岳飞。一些不愿卷入党争的官员，往往也是几面不讨好。比如苏轼，无论新旧两党谁当政，都不用他。党争一方面导致一大批有能力的官员无法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导致政府内部动荡不安，政策没有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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