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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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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北周和北齐刚开始对抗时,宇文泰的北周是内忧外患,完全处于下风。然而,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北周政权正是在这忧患之中崛起,最终为隋朝统一了天下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宇文泰是怎么做的呢?

一言以蔽之,他得到了关中豪族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他先后起用了关中名门大族“累世二千石”的武功人苏绰和“累世儒学”的范阳涿人卢辩。在关中这些地方豪族的支持之下,以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为指导,宇文泰的北周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次改革,可以说是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次扬弃,将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汉化的部分保留了下来,而又打破了门阀限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

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是这次改革的总的指导方针。这六条是: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尽地利;其四,擢贤良;其五,恤狱讼;其六,均赋役。

具体是如何实施的,我们下回再说。

第一条,先治心,这是根本。为什么要先治心呢?因为内部不稳,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所以必需先凝结人心。所谓“治心“,照苏绰的解释,一是“清心”, ;二是“修身”。这二者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所谓“清心”,即要求达到“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也就是说君主要以“至公之理”来进行统治。那么,这个“至公之理”是什么呢?要解释这个,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人们认为什么是不公的。其一是门第歧视。孝文帝改革以来,采取世族豪门的门选制度,以门第取人,这在当时就被普遍认为不公平。例如,李冲曾上书说:“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以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韩显宗也进言:“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这个矛盾发展到北魏末年,就有了六镇起兵、河阴之难和北齐的反汉化运动。其二是民族歧视。也就是胡汉分治的政策。虽然北魏孝文帝改革是汉化的,到北魏末年,由于六镇镇人对汉化的反感,反而加深了胡汉矛盾。前面在讲北齐的时候,已经讲了相关的内容,在此就不多说了。而且,即使是在北魏大力推行汉化的时期,胡汉的分别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军事上,汉人军队与少数民族的军队,各成一体,绝不混编。军权主要掌握在少数民族的手中,没有出现过汉人统兵的情况。高欢其实也不能算汉人将领,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把自己当汉人。这两个,为什么说是普遍认为的不公?因为,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就是说,人不能选择门第、不能选择民族。一切以门第、民族等先天因素划线,就完全抹杀了人的后天努力,就不能得到各阶层、各民族真正的精英人物的支持。先治心,就是要解决这两个不公。而解决这两点,就能团结人,而且团结的不是一般人,是那些精英。北周政权(宇文泰),在这方面做得好,所以不但原先贺拔岳手下的将领如于谨、赵贵等人拥戴宇文泰;而且贺拔胜、李弼、豆卢宁这些原先不属于贺拔岳系统的六镇将领(贺拔胜是投降了南朝,又回归的;李弼、豆卢宁都是侯莫陈悦的部下),能够拥戴宇文泰,而关中汉人势力,如李贤、李远等也能拥戴宇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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