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段良弼带着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找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这是不幸还是幸运？

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国军作战。

1月15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成立，这时以项英为代表的苏区中央局认为事变的双方都有错误，应当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来解决。根据这种看法，项英一面责成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过赣江，去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叫肃反工作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然而，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并且派出了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党史称“三人团”），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政治局的决议，并在毛泽东和项英的争执中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批评了项英。此次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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