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想起他同那个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安德烈·伊里奇·纳尔莫诺夫的两次面对面会谈。总统记得，他比较年轻些。在最初的几次谈话中，双方都很谨慎，试探着对方，既寻找弱点，也寻找共同点，寻求优势和妥协。那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一个或许真想改变事物的人，总统想——那是一件好事情码？要是他把他们的集中经济分散，引进市场力量并给它们一点自由（当然不要很多，只要让经济能够运行就行了），又该怎么办呢？有不少人在警告他，有这种可能性：假想一个国家，有苏联人那样的政治愿望，又有能提供民用和军用优质产品的经济作后盾。那会不会使苏联人重新相信他们的制度？会不会使他们在三十年代的那种使命感复活起来？我们将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危险的敌人。

另一方面，有人对他说，根本没有“一点自由”那样的东西——你可以去问问海地的杜瓦利埃，菲律宾的马科斯，或者伊朗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的鬼魂。事态发展的势头可能把苏联带出黑暗年代而进入政治思想的二十世纪。这可能需要一代人；也许两代，只要这个国家开始演化接近于一个自由国家，那有什么不好？历史还有另一个教训：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

可真难作出选择，总统暗自思付。我被人们回想起来，可能是个要把冷战恢复到你死我活程度的退化的白痴；也可能是那个希望豹子改变主意的波利安娜〔相当于我国的东郭先生，源于Eleanor Porter的小说。——译者〕，结果只是发现它的牙齿长得更大更尖了。我主耶稣，他眼睛看着那对话的双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考虑的根本不是成功，而只是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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