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早就明白地奏报要裁军，只不过暂时推迟一下而已，朝廷何以便如此急不可待，视湘军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欲拔之而后快呢？即便要这样做，堂堂皇皇地下道御旨不很好吗，为何要行此卑劣阴险的伎俩呢？他为朝中最高决策者这种有失君子风度的做法感到气闷。转而他又想，历史上所有号称有作为的君王，哪一个又没有阴一套、阳一套、君子一面、小人一面呢？对照自己，自从离开翰林院，进入六部衙门以来，尤其是这些年带兵打仗，在与各省督抚、各处统兵将领间的周旋之中，阴的一面、小人的一面干得还少吗？更何况，大清自立国以来，军队一直掌握在朝廷手中，现在一下子有十几万军队由私人招募组建，他们能征惯战、骄横跋扈，如山如海的财富可以隐瞒不报而据为己有，如锦如绣的六朝古都可以一炬焚之而弃之不惜，这样一支军队偏偏又掌握在汉人手中，朝廷能不担心吗？不撤掉它，太后、皇上能甘食安寝吗？这样一想，曾国藩释然了，心中的委屈感大大减弱。他决定以异常镇定的姿态，对官文、沈葆桢不采取任何行动，安安静静地在江宁城里等候着太后、皇上对萧孚泗一案的处理。他推测不致于给萧太大的难堪。万一事出意外，为了曾国荃和吉字营的声誉，也为了他自己的声誉，他将要为萧孚泗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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