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这样一个奏折：“恭请万岁万安。窃臣于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风闻太仓盗案，一面遣人细访，一面即缮折，并同无节竹子，差家人王可成赍捧进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扬，据称：”无节竹子同奏折俱已进了，折子不曾发出。臣煦闻言惊惧。伏思凡有折子，皆蒙御批发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赐发。今称不曾发出，臣心甚为惊疑。再四严刑拷讯，方云：“折子藏在袋内，黑夜赶路，拴缚不紧，连袋遗失德州路上，无处寻觅。又因竹子紧要，不敢迟误，小的到京，朦胧将竹子送收，混说没有折子，这是实情。‘等语。臣煦随将王可成严行锁拷，候旨发落。但臣用人不当，以致遗误，惊恐惶惧，罪实无辞，求万岁即赐处分。兹谨将原折再缮写补奏，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康熙朱批：“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值得注意的，还不在康熙的宽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态：皇帝认为派人暗访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誉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办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风，无论如何不能让旁人知道。康熙批复密折，从来不假别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书写，勉强用左手批复。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统治者派遣探子私访密奏，却众所公认是理所当然。这种对“特务工作”的价值观念，是政治清明或腐败的一种明显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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