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天佑来劲了，他开始侃侃而谈，“我最近发现，这卡尔波普尔台伟大了。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理想的激进主义与政治唯美主义紧密相关，就像希特勒和波尔波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于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美丽新世界。如波普尔所指出，这种审美热情，仅当它受到理性、责任感以及帮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的迫切要求约束时，才会变得有价值。否则，它就是一种危险的热情，有发展成为一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险。”

张岚有些警觉，问，“你什么意思？”

天佑接着说，“可想而知，一些画家或诗人、具有艺术潜质的人成为政治领袖并将唯美主义这毫无约束的热情复制并扩大到政治领域将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波普尔指出，我们同情这种唯美主义的冲动，我建议这样的政治艺术家寻求以另一种材料来表现，而不是拿人来做试验。因为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然而，如上所述，许多绝望却是叙述者手持枷锁，凭空捏造的。 所以，波普尔主张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

张岚皱着眉头，“诗人政治领袖？你是说毛？你这种思想太危险了，你要立刻停止看这种书。”

天佑说，“思想必须自由。人的自由天性以及知识的贫乏，是我们主张思想必须自由的两个前提。与黑格尔等历史理性主义者、预言家和救世主们不同的是，波普尔认为个人的尊严只有在自由批评的氛围中才能得到体现，具有真理意味的见解只有在公共批评空间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它与人们怀有何种动机参与辩论无关。如波普尔所言，世界上只有两种政体，一种是被统治者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统治者的政体，另一种是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的政体。前一种是民主政体，后一种是暴政或独裁,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有与无的问题。前者属于封闭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惯是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态度，反对变化，充满了禁忌；而后者是开放社会，人们把生活习惯当成可以批判思考的对象；前者的成员像一个有机体的器官或细胞，各据其位，各司其职，有发号施令的大脑，有唯命是从的手脚，而后者的成员在整体中的地位是可以互相竞争与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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