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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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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偏安江南的东晋派出权臣桓温北伐中原。当桓温乘坐着高峻的楼船驶过淮泗水面时,他眺望中原,慨然叹道:“大好神州沦于胡人之手,百年城郭皆成劫灰丘墟,王夷甫诸人不能不担此罪责啊!”

既然桓温也将西晋灭亡的罪名推到王衍等知识分子的头上,我们不由得要问一问,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我的答案是,他们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什么也没做。

魏晋时代,名士所在多有。正始年间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后来又有著名的“竹林七贤”,再后来则有潘岳、卫玠、二陆、王衍、乐广。他们大多凭借高贵的出身、渊博的学识和才华、清高雅致的品格、甚至俊朗倜傥的姿容博得盛名,成为万众崇仰的对象。许多名士更因此仕途亨通官至高位。名士们爱干的事情除了喝酒、嗑药(五石散)、搞点文艺创作之外,最常见的就是清谈。典型的清谈场景如下:几个轻裘缓带、不鞋而屐的名士聚于风景优美之处,一边挥动着手中的麈尾或羽扇,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点人生啊、虚无啊、文学啊、音乐啊、古今人物啊等等,类似于欧洲十八九世纪的贵族沙龙。若某人的言语辞藻华丽或意味玄妙,则必为众人推崇,成为著名的清谈家。最初的清谈尚以讨论形而上的问题为主,到了王衍这一辈,就纯粹沦为了形式主义的社交工具。常常是聊了一大堆看似玄妙的话,实际上什么意义都没有。这种风气以名士们为榜样,迅速在朝野上下流行开来。导致整个社会以不理庶务为荣,以努力干活为耻;以虚浮放诞为荣,以简朴自律为耻;以藐视名教为荣,以遵守礼法为耻;以糊里糊涂得过且过为荣,以讲原则认死理为耻……总之,朝廷里尽是尸位素餐之徒,而没有几个干实事的人。比如王衍的堂兄王戎,虽然位列三公,但在朝政上向来是“与时浮沉,无所匡救”,而王衍本人也是“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这就是所谓的“清谈误国”。所以当晋朝这辆马车迅速驶向深渊之时,朝臣中并没有产生如后世王安石、张居正那样的人物,也没有产生如清流党、东林党那样的团体。对此,王衍之徒是要负上一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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