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李鸿章就一直做着这场战争可以避免的美梦，频频告诉部属，只要英俄等国施加压力，日本一定不敢不听，战争打不起来。

由于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上，根本没有做立足于打的准备，当然也就根本不懂得外松内紧，要求整个北洋层层做好战争动员、做好战争检查工作，随时都可以在“有备”的情况下开赴战场的道理。

按照李鸿章自己的说法，直到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四（1894年7月6日），依然“闻日内外俱备，我备未齐”，处处皆落后手。这时，离开日本击沉高升号，甲午之战序幕拉开，只有十多天时间了。在一个如此蹩脚的司令官的指挥下，即使中国方面的所有硬件都不比日本差，又怎么可能避免那次失败呢？

今天的某些学者在谈到甲午战争时，只知一味地在北洋海军的吨位、航速、火炮射速等方面大肆渲染，却毫不提及汉纳根所说的“关系中国命运”的炮弹方面的严重问题，也毫不提及李鸿章的那个中方司令部里的许多人员，尤其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早已被日本间谍收买的客观事实，更不提及作为统帅的李鸿章在这场大战中拙劣至极的表现，没有一丝一毫的战争准备意识。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的存在，将会给那支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样得出的结论，当然是有失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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