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准曾国藩抄送七月二十九日复奏洪福瑱下落一片，内称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臣窃有所未喻也。当臣军肃清浙东时，军威颇壮，杭城守贼无多，本可速克，比因皖南贼势鸱张，不得已调刘典分军赴皖助剿，而臣驻严州以资兼顾，其攻富阳及杭城者，仅蒋益沣一军及水师数营，又正疾疫繁兴之时，兵力更薄。此机一失，首逆陈炳文、汪海洋纷纷踵至，贼数始多。自富阳克后，贼悉力守杭城、余杭。维时臣战余杭，蒋益沣战杭州，屡次破垒获胜，臣奏两城贼势窘促，并未以贼数众多为言，每与交战，逆贼多不过一万数千而止，迭次奏报甚详，尤堪复按。其所以持久而后克复者，实由杭、余两城中间相距六十里，我军未能合围，贼占地势，攻守之难易悬殊也。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窜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陈炳文启杭州武林门而窜德清，汪海洋出余杭东门而窜武康，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臣前此奏报克复两城时业经详细陈明，并无一字稍涉含糊。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辩而自明者也。

至湖州之贼，如黄文金、李远继、杨辅清等，皆从江西、皖南而来，此外苏常丹句嘉兴诸贼亦麇聚于此，最后则李侍贤大股一并窜入。陈炳文、汪海洋之窜德清、武康也，李侍贤实迎护之。杭、余两城之北数十里，处处皆为贼守，非可一攻即下，观于武康、德清之复，两城在克复旬日之后，可见贼数之多不在杭、余两城也明矣。李侍贤与陈、汪两逆既入湖城，贼数自有增无减，李侍贤由湖州、广德、绩溪窜徽州，旋由婺源窜江西，贼数十五六万，其时曾国藩有皖南诸城岌岌之奏。陈、汪两逆窥浙军赴歙南小川，遂由白际、马金诸岭翻入浙境，又经浙军迭次截剿，其窜入江西者尚数万计。厥后与李侍贤合并，其党之或分或合，更无从知。曾国藩殆以陈炳文降数之多，谓均从杭州窜出乎？臣阅鲍超抄示陈炳文降书诸头目姓名，多非杭州旧有之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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