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过了七天，清廷接到曾国藩的答复之后，立即下旨：

“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就这样，左宗棠和曾国藩走到了一起。

有人说，在樊燮案中，那些积极救护左宗棠的人里，也有曾国藩，依据就是曾国藩上面这篇奏折。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国家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无左宗棠”，或许有夸张之嫌，但如果改为“湘军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无左宗棠”则是一点都不过份的。湘军自成立之后，长期从湖南获得大量的兵员、军饷、船炮、兵器和其他物资，仅咸丰五年十月到咸丰八年八月，不到三年时间，湖南就派出大批部队“带饷随证”支援江西，仅此项支出就将近三百万两，超过湘军从任何一个省份得到的支持，从而大大改变了江西战场的形势。这一切，当然和左宗棠在湖南的经营有关，正是由于有了湖南这样一个十分巩固的后方基地，湘军才可能有了以后的发展壮大，左宗棠在湖南的工作，实际获益最大的人正是曾国藩。

但是，在樊燮案发生之后，曾国藩并没有像骆秉章、胡林翼和郭嵩焘等人那样积极奔走呼号，而是一直持观望态度，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营救工作。按照清廷对他的倚重，以及湘军确曾多多获益于左宗棠的事实，如果由曾国藩出面说话，应该比上述任何人都有说服力得多，效果当然也会好得多，然而，曾国藩并没有这样做。当左宗棠面临生命威胁，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不愿对左宗棠提供长期的庇护，根本没有打算让左宗棠在自己的大营里过多地“勾留”，只是碍于方方面面的关系，不得不接待一下而已，对于左宗棠的生死，曾国藩的态度只是观望。如果他们之间果真有深厚情谊，这种状况当然是不可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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