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十分担心：“涤公此时想已闻讣，当时事艰危至极之日，恐未能以丁忧谢兵柄，庙堂亦未必许之，然而苦矣！”

令左宗棠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曾国藩接到家信立刻匆匆写了一个报告，奏请开缺，不待批准就离开军营，并请求让他的弟弟曾国华从瑞州起行，回籍奔丧。

临行之前，曾国藩草草作了交代，将所统外江水师十五营、内湖水师八营交由提督衔湖北郧阳镇总兵杨载福总统、广东惠潮嘉道彭玉麟协理；江西水陆诸军及各省援师，由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会商办理。这样一来，不仅使湘军各路人马失去统一指挥，并且，福兴和文俊并非打仗的将才，跟湘军之间的关系也成问题，根本指挥不动，这种安排当然是行不通的。咸丰接到这份奏折之后，一方面不得不被迫赏曾国藩三个月假期，四百两银子，让他回籍治丧；另一方面则将上述处置改为曾国藩所带之湖南兵勇，暂交其弟曾国华统带，等曾国藩销假回营之后，曾国华再回籍，后来又考虑曾国华职位较低，另派杨载福就近统带，彭玉麟协同调度。

封建社会，当然极重视父母丧事，然而，和前方整个战局的胜负相比，这毕竟只是个人的家务，孰轻孰重，是非常清楚的。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时，他就奉咸丰的命令，“夺情”离家，组建湘军。后来的李鸿章，父亲去世时本人近在咫尺，却依然在安徽巡抚福济帐下赞划军务，坚持“上班”，两年之后，福济让他回家守制，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公事的李鸿章，依然不仅没有回家，反而离开安徽去了镇江，远走他乡；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只回家中待了很短的时间便去了上海。可见，“守制”问题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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