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东亚地区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完成了从东亚朝贡体系到西方条约体系的转变。在原来的东亚朝贡体系中，中国居于核心国家地位，而日本居于边缘国家地位，中日两国在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大规模入侵的时候，日本和中国首先都是竭力维护自己的锁国体制，拒绝西方文明的入侵。但在这种努力失败后，日本能迅速通过自身的体制革新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迅速融入西方的条约体系。这是由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地位决定的。旧体系的边缘国家在从旧体系转入新体系的进程中面临的压力往往较小，体系转换的成本也较低。当日本明治时代的知识精英们大规模出国访问学习后，形成了一种维新图强的群体意识。同时，这批精英也逐步开始用最小的转换成本实现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虽然触动了部分阶层的利益，但是日本国内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内乱。

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差别很大，中国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国和领袖国，在遭受西方条约体系冲击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维护原来的朝贡国际体系，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反应。中国对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认识和接纳的程度非常缓慢，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和力度都远远逊于同时代的日本。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国和领袖国，是传统的体系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遭受近代史上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前，对自己的传统文明是极端自信的，对西方的制度文明和条约体系采取了强烈排斥的态度。后来由于西方的大规模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才被迫接受西方的文明和秩序。日本的情况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在最初面对西方“异质”文明时，第一反应是排斥和不接纳，拒绝进入西方的国际条约体系，但由于日本只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边缘国家，自身受传统秩序的制约比中国少很多，因此在面对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西方文明时，社会变迁的阻力和社会改革的成本比中国要小很多，这样一来就使日本能迅速抓住近代化的机遇崛起。这也使得日本在面对俄国扩张主义势力进入东亚时，表现出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权时期之外，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 这种借鉴使日本能迅速了解并融入西方世界的体系，并且利用这种新体系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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