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哲学和社会传统的角度考察，英国人的指导思想是实践性的，带有改良主义的倾向。法国人的指导思想更多是概念性和理论性的。恩格斯曾指出“法国人是信仰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他们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的民族性是德国因素和法国因素的混合体……具有这种民族性的英国人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即社会的革命中去” 。勒庞认为：“对一个群体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是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这个理想不易实现。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马斯泰罗内也提出：“英国王室在17世纪曾力图改进该国的政治习俗和传统，英国人在赶走斯图亚特家族，实行了光荣革命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他们的传统、回归到他们祖先的遗愿、回归到大宪章的精神中来，恢复了以前的一切豁免权和自由。与此相反，法国人以抽象权利的名义发动革命，推翻了他们有着长期传统的制度。革命者们的自由是破坏而不是创造，因为这种自由缺乏任何历史根据，所谓的社会平等使热衷于冒险事业的文人和律师们掌握了权力。由于这场革命，法国正在走向一种与暴政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制度” 。

关于英国人的经验主义政治哲学与法国人的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区别，勒庞认为：“英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并且还把一位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但仍可称得上是一个稳定的国家。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民族精神既可稳固得足以守成传统，取其精华，又柔韧得足以修正自身而不逾规矩。英国人从来没有象我们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样，梦想以理性的名义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 。在这里，英国人实用主义的行为方式和英国社会的保守主义传统使英国避免了很多所谓的“革命”性事件，但是英国人并非反对社会变迁，只是偏好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达到社会变革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就可以看到，“英国人1688年之所以揭竿而起反对君王，恰恰是由于君王没有尊重该国的法律政治自由，而且从那时起，英国就一直遵循政治渐进的道路，尽力避免爆发革命，以便达到生产和贸易方面的更高水平”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就认为：“18世纪后期，英国也象法国一样开始出现一股要求改革的激情……法国革命的爆发就粉碎了一切改革的可能性，在随后的40年间，英国没有进行任何政府组织机构方面的重大改革” 。英国的这种实用主义传统实际上明显体现在了英国在东南亚殖民模式的各个方面。例如，英国在“各马来属邦一律设置顾问，但职能与驻扎官不同。顾问享有受统治者咨询一切问题的权利，但不发布任何命令。他可以坚决要求统治者依从他的意见，但通常是设法说服他接受他的意见，尽量少使用他的权力，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甚至表示让步” 。这种政策确保了马来地区原有政治体系的延续，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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