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来看，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的作者）将秦始皇的这种努力，概括为“（秦廷）企图用政治秩序来取代文化秩序”，就很值得探讨。

我认为，余英时先生的话作如下解读似乎更合理，即：秦廷其实是想用政治秩序来囊括文化秩序。

因为所谓的文化秩序，说到底，还是作为大秩序的政治秩序之分支。

基于此而言，余英时先生的另一结论似乎也是颇为牵强的。他说：“秦吏只知有政治秩序，不知有文化秩序，所以对大传统中的基本价值如父慈子孝之类往往置之不顾。”

实际上，秦帝国的政治秩序其实是很顾这些的，以上论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由于法家学说的先天缺陷，很遗憾，秦始皇的后天努力，最终却很令人悲伤地归于失败。

有“西方历史的先知”之称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作者），通过他的历史观察，就曾经典地将这种现象提炼为：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意即有她的出生、成长、青壮与衰亡。

虽然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观点未免过于悲观，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后来就实现了融合，并且绵延不绝。

但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在某一特定的点上——比如繁荣与没落，对于一种文化而言，没落也就意味着缺失生命力——应该承认，他这个观点是成立的。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法家学说的先天性缺陷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海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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