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官政治外，还有它的儒家文化。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大国特点以及幅员的辽阔还有众多难以协调一致的人口都决定了依靠儒家道德是治国的最好方式。但帝国的儒家思想已经脱离了儒学的本来面目，无论是理学、心学都陷入了类似道学、禅学以心灵体验为主的诡辩境地，这点连西方的传教士都一眼看了出来，所以，他们引进的先秦儒家，而非提倡禅宗的理学、心学。这种儒教治国同样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有利于通过道德来对全社会起到一种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跟法家思想一样让它的信奉者陷入一种桎梏当中，一种道德的桎梏。帝国所有违背儒家宪法的行为都为世俗所不容，所有人都深陷其中，当整个国家都被束缚手脚的时候，它就会显得步履蹒跚，最终会由于步履不稳而轰然倒下。

在此之外，明朝的启蒙思想也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方面。这种启蒙思想是从正德年间开始由王艮传播的反对儒家等级的异端思想，由于这种思想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民本思想，所以从这一刻，自原始社会结束后，人与人平等的思想再次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艮无疑是伟大的。但是在儒家等级仍旧森严的明朝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民本思想呢？它难道真的是由王艮个人所带来的历史偏差吗？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向社会底层渗透。这些底层民众也广泛参与到了商品经济中来，他们不再是不可知的群体，正因为这样，在王艮开讲后有那么多凡夫俗子奔来，这个阶层也开始有了诉求，但这种诉求是经济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的，究是如此，这也是华夏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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