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5-25 08:16:35

第五十九章 财政危机

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明代的税制是一种内敛的税收政策，洪武年间帝国的税收达到二千七百万担，从此就将此作为一个定额确定下来，即使是新开垦的田地也不再起科。我们的帝国只想保持一种自耕农经济的模式，一种简省的社会管理方式，它并没有考虑到人口会增加，也并无兴趣将这个社会推到更高的模式。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制定了对商业征收及其低廉的税收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僵硬的税收政策越来越不适合帝国管理的需要，大量的农业人口转成工商业人口，田地被抛芜，以及大量的耕地转种经济作物，这些都使得农业上获得的税收越来越低，而占经济比重日益增大的商业税却没有提升，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黄仁宇和杜车别分别进行了解释。黄仁宇认为一是由于后世严格执行了朱元璋制定下来的政策，二是传统儒家社会抵制征税；杜车别认为是由于知识分子通过科举以柔性的方式获得了政权，而代表士绅利益的士大夫阶层在税收上采取了抵制的政策。应该说他们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朱元璋制定的大部分政策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这是因为洪武的政策自然有先见之明，二是因为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巨大惯性阻碍了变革，但这始终不是明代税制无力的原因。对于朱元璋的不合理政策在后世得到纠正是正常的，并非不可更改。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因为地理、气候、河流决定了我们适合进行农业，不像欧洲以商业为主，天朝的富饶又使得我们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对外界发生不了兴趣，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农业为主。一旦农业生产不稳定，帝国就会动荡不安，所以为了限制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导致粮食减产，我们的社会对商业压抑到了极点，帝国从来没有征收商业税的概念，如果商业税支撑了这个帝国，那么这是可怕的，因为它意味着重农抑商的国策开始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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