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早在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怕、诈、蛮、蠢”四个字，说尽了当时晚清办理夷务的这些满清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林沁格之炮轰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如琛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

摒弃愚蠢的蛮干，认真学习和了解国际规则和惯例，并以此来处理同外国和洋人的关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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