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省发改委工作的时候，我们要买一辆工作用车。单位领导要我具体办这件事，我跑到采购心，查了一下采购目录，到采购目录对应的公司去谈价格，我明明白白跟这家公司说，如果不便宜，我们换一家公司去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谈的购买价是23.3万元，直接购置不符合规定，需要通过采购心才行。我跟采购心商量，请求他们支持办一下手续，但采购心坚决不同意，说我们只能报品牌，报车型，怎么购车，向谁购车，购车价格多少，统统要通过他们谈，他们负责购置车辆，我们只负责给钱提车。结果，同样的车型，同样的公司，最后，我们花了28.8万元，我们自己谈的贵了23.6%。我跟领导汇报时，心里愤愤不平。领导很无奈地说，没办法啊，只有走这个程序才合法啊，我们花的钱才经得起检查啊。公开采购招标的东西，我们自己谈的还贵。所以，我心里对公开招标没什么好感。”我老老实实说。

“那还有一件事呢？”梁刚继续问。

“那是科技大楼公开招标了，你应该知道。当时负责具体办事的是省科技厅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跟我很熟。他们制定了很详细的规定，尤其禁止转包，希望通过公开招标，找一家信誉好的公司，顺利完成大楼建设。省科技厅委托的是一家在业内很有名气的招标代理公司，具体负责招标。一套程序下来，确定了标的公司。从表面看，标的公司倒还说得过去，价格也说得过去，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但具体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标公司的具体施工人，不是标公司的人，这个人业内很熟悉，是借公司牌子的标。标公司除了收取几千万元的所谓管理费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干。在具体的施工过程，具体施工人老是扯皮拉筋，并且找各种借口加价。科技厅找标公司理论，标公司推给具体施工人，找具体施工人，施工人推给标公司。每一次加价都要履行各种复杂繁琐的手续，工期也一再延期，省科技厅烦死了。最后的结果是，经过审计最终确定的价格，当初最高的报价还高。我记得，当时省科技厅的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满腔怒火地对我说，他妈的，这是什么世道？国家的钱也是老百姓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国家的钱也是钱，不能这么瞎折腾啊。通过这两件事，我对公开招标并无好感。公开招标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念歪。推而广之，我们国家再好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总是在部分执行者打了折扣，走了样，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国家执行、落实层面的问题，不能忽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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