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线一旦拉长，最重要的不外乎是两方面：一者为君王对单独领兵在外的将领的信任不褪，二则是要确保粮运不断。

见此情形，在陆辞受‘通奸案’攻诘时，心中摇摆不定、最后未去推波助澜、而是选择了袖手旁观的臣子更是庆幸不已。

得亏未跟着起哄，才避免了损害东军锋芒。

当然，也有不以为然者——是陆辞撞了大运，东线强将如云，悍兵如织，换了任何人坐在帅位，同样能在沾光下大有作为。

他们显然是故意低估了陆辞对将官予以的偌大信任，以及为军士锲而不舍地争取来权威——这两者起到的极大作用。

正因陆辞拥有多次担任指挥官的经验，与曹玮保持着多年的书信来往，十分了解军中实情——主将征战在外，一旦受到过多限制，常会束手束脚，被迫贻误战机，对北征大计造成严重影响。

陆辞敢于放权，也敢于向朝廷频频上书，争取不只是他管辖下的这两路军事，让别路将领亦能放手施为：如若大将无法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副将与侍从之臣出任副职的督军们皆可自作主张，各行其是，如何去执行号令，有所进取？

用人当不疑，若可授予武将全权负责手下军事的大权，全军才可上下一心，酣畅淋漓地计。

尽管陆辞的提议，与大宋自建国以来便推行的以文制武的风向所违背，但赵祯在召来宰执，仔细斟酌过后，最后选择了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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