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听了眉头微翘,显然心情很好。陈伯康也感觉得到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但不敢再有多余话语,深怕激起反作用。
戴笠思索了一番后,问道:“伯康,听说你自己花钱向人求教上海话?”
陈伯康一愣,他知道这事了,有些尴尬的回答道:“先生也知道这事,让先生见笑了。这事倒是让一些同学笑话我,说我傻。”
戴笠笑了,突然用上海话说:“这怎么能说你傻呢,要是他们都像你一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好做很多了。”
陈伯康又一愣,反应很快的又用上海话说:“多谢先生的理解,也感谢先生让我能明白这种工作的意义。”
这番上海话的恭维让戴笠很高兴,站起来说:“伯康啊,你先回去收拾一下,接到命令就出发。”
陈伯康大声回答:“是!”
1939年1月中旬,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天主堂街(四川南路)相交的法租界一栋建筑的房间里,一个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埋头对着手中的稿件认真的校对。
这个年轻人是来到上海才三天的陈伯康,他现在是在《大美晚报》上班。这份工作是通过内线的人给安排的,具体是谁,陈伯康并不清楚。
对于《大美晚报》的情况,陈伯康上班后有过了解。这家报纸是旗帜鲜明的表达抗日立场。正因为报馆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旗帜鲜明,使汪精卫非常恼火,想对该报馆采取措施,可该报馆在英法的租界内,不在其管辖范围,无法采用正面手段,便依靠流氓汉奸特务的威逼恐吓,但大美晚报依旧没有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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